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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ze: 长23cm；宽23cm；高12.3cm/16.5cm（连座）

Signed and dated: 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

Estimate:

Final Price: RMB 680,000

著录：《金石癖：文房搨本集》（台北：翦淞阁，黄玄龙主编，2011），页154、237。第七十八品。

释文
「乙亥秋桂月，余由苏至荆溪，与友玩青龙山，芙蓉寺居之。其山之上，松篁银柏，峰水鱼禽，诸多名迹，真散人所居之处也。余在山无事，消遣而作式。嘱友东石制沙盆与花乐，刊金石而根存。彭城营台军金士恒题作。」（1875）行书题铭并款识。
「守疏广止足之计，乐于陵灌园之洁。闭门静居，琴书自娱。」隶书刻铭。
「忠惠父碑。在济州之任城。」行书刻款。
紫砂盆，平底，长方口，底承四足，盆底有孔。红色泥，泥质较细。盆身四面皆有刻铭。一面为金士恒刻铭，言其制式并嘱好友王东石制此花盆之始末。金士恒为清光绪年间宜兴紫砂名工，江苏彭城（今江苏省徐州）人，其生平与创作活动，久已湮没于紫砂艺史而不为人所闻，因其东渡日本传授紫砂技艺一事于上世纪80年代为日人所发掘披露，开展相关研究，始渐为人知悉。（注释1）（参阅拍品「金士恒制并铭 竹根印池」内文）此器为其定式制铭，且是相当少见的大型花盆作品，并有其艺苑活动与交游之纪录，其珍可知。
王东石，别号「苦窳生」，清同治光绪年间宜兴制陶名手，制壶深得古法，工细，铭刻亦佳。《阳羡名陶录》：「东石，同光间人，造壶得古法，刻工精细。尝为胡公寿制壶。」王东石于光绪年间偕何心舟（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人）于浙江宁波建成「玉成窑」，与当时名士与艺术家，如胡远（1823-1886）、任颐（任伯年，1840-1896）与梅调鼎（1839-1906）等人时相往还，为制砂壶，为文人紫砂再创新典范。
盆身另外三面为隶书刻铭，文曰：「守疏广止足之计，乐于陵灌园之洁。闭门静居，琴书自娱。」内容系取材自《忠惠父碑》（即鲁峻碑），全称《汉司隶校尉忠惠公鲁君碑》，又名《汉司隶校尉鲁峻碑》或《鲁忠惠碑》，碑文共17行，行32字。此碑在今山东济宁市，为东汉熹平三年（174）立。
文中所称「疏广」为西汉太子太傅，字仲翁，少时好学，从于大师孟卿学习《春秋》与《礼》，为西汉大儒董仲舒（179-104 B.C.）的三传第子。学成后在家聚徒授业，学生不远千里而来。宣帝时征召为博士、太中大夫，后为太子太傅，疏广兄长之子疏受则为太子少傅，叔侄同为帝师。时太子少傅许广汉向宣帝请求使中郎将许舜监护东宫。宣帝问于疏广，广曰：「太子国储副君，师友必于天下英俊，不宜独亲外家许氏。且太子自有太傅、少傅。官属已备，今复使舜护太子家，视陋，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。」宣帝嘉之，告之丞相魏相，魏除冠曰：「此非臣等所能及。」疏广于是深受器重。太子上朝，疏广在前，疏受在后，朝廷皆以此为荣。
元康三年（63 B.C.）太子已学成。疏广对疏受言：「吾闻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今仕官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惧有后悔，岂如父子相随出关，归老故乡，以寿命终，不亦善乎？」疏受磕头说：「从大人议。」叔侄俱上书言病辞官。宣帝勉准其辞，偕太子加赐叔侄黄金。故友乡人为之设帐东门，祭祀路神，送行者车数百辆，疏广坚决告辞，道傍者叹曰：「贤哉二大夫！」疏广回乡，以赐金飨族人故友，子孙劝其置买田宅。广曰：「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？顾自有旧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足以共衣食，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，但教子孙怠惰耳。贤而多财，则捐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过。且夫富者，众人之怨也；吾既亡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又此金者，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，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，以尽吾余日，不亦可乎？」族人心悦诚服，疏广因此善终老。疏广以知所进退、知足常乐为善终，此即「守疏广止（知）足之计」的典故由来。
注释1：杨世明，〈永恒的纪念-记日本「陶业祖师」金士恒〉《紫砂汇》（2014年10月）总第四期，页72-73。
重2600g / 4802g（连座）